总算可以歇会儿了。看到了两个新闻，让我想起了在南开的那段日子。第一件：一位大官儿到第三食堂吃饭了，吃的黄瓜炒鸡蛋和红烧茄子。我可是记得这个，好像是挺便宜的两个菜，在一进食堂向右拐就可以看见了。因为便宜，所以常常得排队。我当时听到这个就没什么食欲，但是现在怎么这么想吃呢？三食堂的米饭非常的硬，我常常说，怎么跟吃了石头似的，一下午都要努力消化，很快胃就会感到巨大的空虚。我们那个宿舍，倒是离所有食堂近，每天就换着吃，但是天天还要为吃什么发愁——现在依然在为这个发愁。突然觉得住在被食堂包围的校园里还是很幸福的。
       第二件，楚辞专家文怀沙老先生被揭批且鄙夷了。我是见过这位老先生的，那是在东艺那个楼，在2004年十月份左右。这居然是五年以前的事情了！当时文学院给叶嘉莹先生做八十寿辰，来了很多大人物：还在世的陈省身，还没有再婚的杨振宁，昏昏欲睡、无精打采的红学家冯其庸，书画家范曾，还有就是拄着拐杖、颤颤巍巍的文怀沙。我还记得老头的模样很有趣，说话很张扬且嚣张，也不知得罪过多少人。正当文老先生大发感慨、引来人们阵阵笑声的时候。同样颤颤巍巍的陈省身坐在观众席上说：
       “我们老年人应该少说话。”
       文老先生愣了一下，急忙摇着脑袋说：“对，对！你说得对！”
       于是，我的笑神经又被触动了一下，就开始不停地笑。对于那天上午的记忆，就淹没在如今仍然清晰的笑声里了。后来看到“文怀沙”这个名字，脑子里就出现了一个滑稽而又容易妥协的老头儿。谁知道好事者还是很多的，非要互相揭短儿，看人家笑话。且不论谁对谁错，首先做出攻击性姿态的人，往往都是错的那个，更何况是对一个这么大岁数的老爷子呢。真是闲来无事找乐子。对于“国学”，我打心眼里抵触了很久，不仅是因为其缺乏一个明确的研究规则和方法，也不仅是很多大师、研究人员的气质拒人以千里之外。更多是因为鲁迅先生的那句话，中国书最好不读！就因为这个，我很长时间以来都不肯看中国书，并且极度崇洋媚外。直到跑到洋人的地盘上，才发现被我搁置一边的传统是这么珍贵，这么独树一帜，这么屡经破坏却依然影响深远，这么顽强地抗拒着西方话语的侵袭。但是，看到人们又这么在芝麻大点儿的事儿上厮杀起来，突然觉得很没趣儿。
       两个月以后，就是初冬了。我在上bbs，满楼道的人都在说，陈省身先生去世了。一个校报记者拿着录音笔，一定要拉我们去新开湖。在湖边，悼念的人群举着烛光，合唱团的人在小声唱着什么。寒冷而幽暗的湖水映着深黑色的天，点点烛光在越来越紧的晚风中飘摇晃动起来。第二天，风很大。我们几个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天津电台做节目，一路被吹得东摇西摆。我眯着眼睛，在风里低着头往前闯，当时似乎有过这样一个想法：“也不知道这样大的风要送走多少灵魂呢。”
　　几天以后，仍然是在我那个狭窄的寝室，班长和党委书记跑来，要我去参加陈先生的葬礼。我也不知道想什么呢，说什么也不肯去，当时的理由似乎是不想去火葬场，不想受刺激。杨振宁先生去送陈老了。不久，就传来了他结婚的消息，人们又大肆评论起来了，真是好不热闹啊。
　　这些，居然都是五年前的事情了。我能捡起来的，就这么多了，要不是这两条新闻，我可能会忘记更多。
　　所以一定要写下来。
　　“To write is to live forever."
       "The man who wrote this died."
        奥斯卡上面Tina Fay和Steve Martin很搞笑得说了这么两句，正合我的心思。我心想，很多事情，都必须写下来，才足以证明它们存在过，才证明时间曾经被我占有过。